七十自述：人生就像一条流向大海的长河（上）
（修订稿）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许海燕教授
一
我的祖籍是广东潮阳。父亲家是破落的地主，母亲是一位在泰国曼谷经商的华侨的女儿，但我的外公和两位舅舅都未到中年就因病去世，因此家道也已中落。不过听我母亲说，她出嫁时还陪有一个贴身丫环，她的一个伯父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还把家乡的一个宗族祠堂改造成新式小学。母亲还常常对我们说起她小时候乘海轮随哥哥去暹罗（潮州话里还把泰国称为暹罗）游玩的事。由于家道中落，父母亲婚后不久就外出谋生了，这也是广东人的传统。他们先后居住过广州、武汉、上海，后来定居南通。
年3月31日，我出生在南通城一条古老的巷子丁古角南端（巷子的这一段也叫大王庙）的一个民房里。我家在南通城一直是租房居住的，我小时候就已经搬到了富贵巷6号。我住的房子是一个大门里的三个独门独院之一，三户人家都很友好，大门里只有一户人家有一口井，其他两家就都到他家的井里去打水。少年时读到欧阳山的小说《三家巷》，我也把我住的地方称为“三家门”。
富贵巷不是一条附近的人们需要经常走的巷子，因此十分僻静，但却很宽，隔了许多门堂，人们都相互认识。我记得巷子里有一个开照相馆的人，有一辆带边厢的摩托车，他开着这辆摩托车进出巷子的时候，我们都十分羡慕。巷子里有好几个深宅大院，南通翰墨林印刷厂（后来公私合营改为韬奋印刷厂）的老板家也是其中一个，他家还有一个后花园，有假山。
我家兄弟姐妹六个，我最小。父亲因病已经早逝，母亲含苦茹辛把我们抚养长大。在家里，母亲都同我们讲潮州话，所以我至今都能讲一口流利的潮州话。我小时候大概漂亮又聪明，许多大哥哥和大姐姐，还有许多阿姨都喜欢我。别人说出他几岁，我就能很快算出他的属相。我的大姐在读南通女子师范学校的时候有个好朋友，暑假的时候，她还把我带到平潮乡下她家里去过了一个快乐的夏天。
哥哥姐姐们有时出去玩，我缠着要跟他们去，他们嫌我小，不愿意带我去，就骗我说，让我回去换衣服或换双鞋，等我换好衣服或鞋出来，他们早已溜走了，我就坐在地上大哭。
大约三岁多的时候，我和母亲、二姐在上海小北门人民路同庆街49号住过一年。49号离街口不远，街口连着宽宽的人民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马路那边是一个神秘、可怕的大世界，我的天地只到街口为止。街口有两个摆小吃摊的广东妇女，一个我们叫她猪血老婶，卖猪血粉丝汤，五分钱一碗。另一个我们叫她牛肉老婶，卖熟牛肉。母亲常买两位老婶的东西。我还特别清楚地记得，每天晚上，大约9点多钟的时候，会有一辆小汽车轻轻地鸣着喇叭，从人民路上驶过，这以后，我就慢慢地睡着了。
有一次，母亲带我到“大世界”去玩儿，我对那儿的几面哈哈镜非常感兴趣，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东西。可是不知为什么，我与母亲走散了。“大世界”里人很多，母亲找不到我，急得直哭，其实我正乖乖地站在原地等她呢。她找到我以后，破涕为笑，紧紧地抱住我，再也不敢松开我的手。
我小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能停靠大轮船的南通港，上海到南通的轮船只能停在任港的江中，我们必须通过摇摇晃晃的舷梯下到江中的木船上，然后再坐木船到岸上。我记得从大轮船下到木船上，尤其在夜里，风高浪急的时候，是很使人害怕的，甚至觉得有点惊心动魄。
大约四岁多的时候，我回到南通。母亲去工厂上班，哥哥姐姐们去上学，白天母亲就把我寄放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同乡开的小店里。我会去附近的菜场买一点咸菜和豆腐，放在小篮子里。到哥哥姐姐们快放学时，我一个人回到家门口，坐在门槛上等他们回来。当我看到哥哥背着书包的身影在巷口出现的时候，我是那么高兴，因为一个人独自坐在门槛上，我感到十分孤单可怜。
我四、五岁的时候，回到南通城里，许多大哥哥、大姐姐，还有一些年轻的阿姨，都喜欢我。我特别记得，有一个广东同乡家一个漂亮的大姐姐最喜欢我，每次我去她家玩，她都会抱我坐在她身上，不停地亲我。
我家住的小院子是独门独户的，天井里铺的青砖。在这些青砖中间，有一块圆形的青砖。我很小的时候是坐在痰盂上大便的，我有一个特别的习惯：一定要把痰盂放在这块圆形的青砖上，我才肯大便。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大家都有点宠我，因此他们总是把痰盂放在这块圆形的青砖上，让我坐在上面大便。遇到下雨，他们也打着伞，让我坐在这块圆形的青砖上大便。这段往事有点好笑，但却是我儿时亲切的回忆。
我们每年都在院子里种扁豆（搭一个竹架）和南瓜，秋天收获的时候总有一种喜悦。有一年，扁豆收获得特别多，自己家吃不了，我和三哥就提着篮子到菜场旁边去卖，结果卖了好几块钱，我们非常高兴。
我们家住的富贵巷十分僻静，但也有卖炒白果的、算命的瞎子、爆玉米花的、磨刀的、修伞的、补碗的、收旧货的等等，不时吆喝着从巷子里走过，他们的形象都生动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尤其是算命的瞎子，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个外号叫“小诸葛”的，戴一副墨镜，右手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竿探路，左手敲着一只很小的锣，他还有一个引路童，有时牵着他的竹竿为他引路。他算命算得特别准，他也替我算过命，说我将来要过江过海，似乎也说得很准确。
我也曾有过一个小妹妹，身体羸弱，常常安静地坐在房间门口，望着堂屋和外面的天井。她大约3岁的时候（我当时大约4岁多），生病死了。当时我还年幼，还不知道死亡的意义。我只记得她被装进一口小小的棺木，大人们把她带走了。后来，我年近60的时候，我的90多岁高龄的老母亲去世了。母亲的灵柩停放在一个古老僻静的尼庵里，那儿有三棵几百年树龄的银杏树，金黄的落叶铺满了地面，当我跪在母亲的遗体旁边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什么是死亡。母亲年迈的时候，常常说：“如果她（指我的小妹妹）活着的话，现在能侍奉在我身边，那该多好”。
我的大姐比我大15岁，我四、五岁的时候，她已经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在南园小学当老师。她长得很漂亮，当时我虽然只是一个小孩，但我也知道，有许多人追求她。在追求她的年轻人中间，有一个在上海开一家照相馆的广东同乡，他专门替我的大姐，我的三哥，以及我，拍了一张五寸的照片。当时还没有彩色照片，他用细细的毛笔精心地画上颜色，就象真正的彩色照片一样。这张照片我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已经有点褪色了，但照片上我的大姐头上的两个蝴蝶结的色彩还是鲜艳的。
我的大姐后来嫁给了上海文汇报的一位记者（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但年的“反右”运动中，她的丈夫被打为“右派”，发配到安徽广德县的一个山区农场，后来死在那儿。我的大姐也抑郁成病，60岁刚过就去世了。我有时候想，如果我的大姐当时嫁给了那个开照相馆的年轻人（他后来移居澳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那双活泼的眼睛），也许今天还活得健康而快乐。好在她的女儿（她生命的延续）后来生活得很好，在法国读完比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以后，移居法国，在上海开办过公司，现在也从事一些中法文化交流工作，经常在世界各地游历。
我小时候家里养了一只猫，名叫“阿咪”，它是我们家的重要成员，大家都宠爱它。我经常把它放在我的大腿上，抚摸它背上的毛，它就眯起眼睛，一副很享受的样子。富贵巷与另一条巷子马房角（那儿有个菜场）丁字形相接，在相接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眼光庙”，据说里面供奉的眼光娘娘能治好人的眼病，也能使人的眼睛年轻明亮（大概因为过去几十年用眼有点过度，我现在眼睛容易疲劳，不能多用。我有时候想，如果那个眼光庙还在，我去虔诚地拜求那位眼光娘娘，也许能使我的眼睛变得年轻一些，可以多写一点东西）。那时候，巷子里根本没有汽车，连自行车也很少，所以走在巷子里很安全。母亲每天都要给我二分钱，让我到菜场去买小猫鱼给阿咪吃。卖鱼的总是用一片青青的荷叶把小猫鱼包起来给我。也许阿咪也感恩我们的宠爱，每到过年，它都会从不知什么地方叼来一块肉或是一条鱼，放在堂屋的方桌上，作为对我们的报答。它年老去世以后，家里特别做了一口小小的木棺材，把它埋葬在郊外的田野里。
二
南通的张謇先生是近代中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他是清末状元，在南通创办了许多工厂、学校和博物馆。他在南通办了两所师范学校：南通师范和南通女子师范。
我的幼儿园（当时只有大班，没有中、小班）和小学时代是在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度过的。这是南通市两所最好的小学之一，校长是当代中国著名画家范曾的母亲缪镜心，一位小学教育家。
我在幼儿园是班长。我们教室的外面有一棵古老的银杏树。我曾在这棵银杏树下为我们班的两个同学主持过“婚礼”，后来，他们长大以后真的结成了夫妻。那时候幼儿园没有午睡的床，我们都是伏在小桌子上午睡的，我们的老师在风琴上弹着斯蒂芬·福斯特（—，美国作曲家）的《美丽的梦神》、《故乡的亲人》、《我的肯塔基故乡》，银杏树叶窸窸窣窣地响着，我们就慢慢地睡着了……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每天晚上还是听着曼托瓦尼乐队演奏的这几首曲子，怀着一颗平静的心，渐渐地入睡……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当班长，一直当到六年级。记得一、二年级的时候，偶尔有老师生病，就由我代替老师给同学们上课。一年级结束的的时候，我与另外一个同学门门功课5分，校长亲自奖给我们两人每人一个大皮球、十本练习本和一打铅笔。
二年级，我们入队了。那一年，市里组织全市少先队员在人民体育场开大会，同时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那时候，还有全市总队长，他是实验小学的大队长，他乘着吉普车检阅全市少先队员的队列。我作为全市新队员代表在大会上发言，我的个子还小，够不到讲台上话筒的高度。团市委的一位阿姨拿来一张小凳子，让我站在小凳子上讲话。那次母亲替我做了一件新的白衬衫，但却是普通的白布，红领巾也是布的。大队辅导员专门把班上一位同学的白府绸衬衫换给我穿，还给我换了一条绸的红领巾。当时南通天生港电厂有两位捷克专家，团市委邀请他们参加了大会，我的红领巾就是一位捷克专家替我戴上的。
二年级的暑假，正是年夏天。暑假结束时，我们到学校，得知开学推迟了，学校的墙壁上贴满了大字报。我还年幼，全然不知这是一场使多少人妻离子散的悲剧。我只看到操场上长满了野草，蚂蚱在青草上跳。荷花池里，荷花已经凋谢，深绿的荷叶在风中轻轻地摇曳。
三、四年级，正是“大跃进”的年代，我在北极阁下为“大炼钢铁”敲过铁矿石，在郊区拾过麦穗，也吃过农村人民公社“不要钱”的大锅饭。
我读的小学是南通师范学校第二附属小学，离我家只要步行10分钟。我们大家都是自己步行去上学的，从来不需要家长接送。我记得，我常常不走巷子和马路（学校在一条不太大的马路边上），而是穿过富贵巷的几个深宅大院到学校去，放学回来也是这样。这样路近了，还有一种神秘的感受。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总觉得这些深宅大院里有许多秘密。许多年以后，我也住进了这样一个深宅大院，真的了解到一些发生在这样的深宅大院里的、类似作家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后来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所描写的故事。
小学生也会有朦胧的爱情。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尽管我知道班上有两个女同学喜欢我，但我却对班上另一个女同学很有好感。她有一对野鹿似的黑眼睛，很勇敢，体育课上跑步飞快。她会与男同学打架。有一次，她把一个男同学打翻在地，还骑到他身上，象武松打虎一样，用拳头打他。其实，小学生的朦胧爱情只是一种好感，而且，那个时代，小学里的“男女界限”还是很分明的，男女同学之间实际上并没有真正的交往。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南通中学，她考上了市一中。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她，直到我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从田家巷走过，突然看到她站在一个大门口。在小学里，我从来没有真正与她讲过什么话，而且小学毕业已经十七年了，人的变化也很大。我走过她身旁，没有与她讲话，就匆匆走过，只回头看了她一眼。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那天我很兴奋，对即将到来的新生活满怀憧憬，所以我当时没有太多地回想过去。大约八年前，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告诉我，她已经去世了，与他的母亲埋葬在同一个公墓里。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母亲晚年经常和我提起的：我大概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的三哥上初中一年级，有一年初冬，冷空气突然南下。母亲那天上中班，要晚上十点才下班回来。我们看到风很大，天一下子变得很冷。我和三哥商量了一下，决定送一件棉衣到母亲所在的工厂去。从我们家走到母亲的工厂要30多分钟。我们顶着寒风把棉衣送去了，母亲非常高兴。她的同事对她说：“你有这样孝顺的儿子，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学校排练了一个诗歌朗诵节目，参加市里的文艺汇演。我和一个五年级的女同学担任领诵，她名叫王钟秀。市少年之家（后来改名叫少年宫）的老师拍了一些演出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是我和她俩人并排站着朗诵的特写。照片先后在市中心钟楼前面的宣传橱窗和少年之家的展览橱窗里展出，我看到以后非常不好意思，前面我说过，那个时候小学里“男女界限”是很分明的，我还从来没有与女同学并肩拍过照片。小学毕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我少年时代保存下来的照片只有两张。如果那张照片能够保存到今天，那对我来说将是十分珍贵的，因为它保存着少年时代的记忆。可惜世事沧桑，市少年之家虽然还在（那是西公园的一部分，一个护城河里的美丽小岛，有一条长堤与外面的马路相连，是我少年时代很喜欢去的地方），而那张照片肯定是不可能找到的了。
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和算术都是班上最好的。每回算术考试，考了一半的时候，我就交卷了。然后算术老师就在讲台上改我的考卷，总是分。改完后她就把我的考卷作为标准答案放在讲台上。我们的语文老师李吉林，是全国著名的特级教师，她经常开公开课。在公开课上，我是她的“王牌”。每逢遇到特别关键的问题，她就喊我起来回答。有一次，我回答完了问题以后，听见后面有听课的老师在低声地说：“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
记得我40多岁的时候，有一次过年回家乡探亲，我带我的十几岁的女儿去参观我的母校南通中学。我们刚走进中学堂街，李吉林老师恰巧从对面过来，她远远的看见我，就用南通话喊我的名字：“许海燕”。我有点惊讶，因为她已经30多年没有看见过我了，离得还比较远，她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
然而，就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有了自己的思想。哥哥姐姐们在家里留下了不多的一些书，我三年级开始担任大队委员，大队部里也有一些书。正是书籍最先给我以启蒙。
四、五年级的时候，除了《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等中国小说以外，我已经读过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外国小说。同时，我也读了一些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家传记，以及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这些都是我思想成长的第一批养料。
我开始认为，科学家们是伟大的，科学和知识才是真正有用的东西，我长大了要当一名科学家。
四年级的时候，全市小学生作文比赛，我写的《一颗枇杷》得了一等奖。不过，四年级的时候，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有一次，我得到一块很好的竹片，我把它削成一把宝剑。为了试试我的宝剑锋利的程度，我来到教学楼的后面，那儿长着许多蓖麻。那是我们少先队为支持国家而种的，因为蓖麻油可以做工业原料。我用我的宝剑砍那些蓖麻，发现宝剑很锋利，我越砍越起劲，把大部分蓖麻都砍断了。大队辅导员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因为我还是个大队委员，居然犯这样大的错误。
小学五、六年级，国家正处在—年的经济困难时期，社会生活沉寂了。我只记得，我除了上学，放学回家还要为母亲的工厂加工手套，挣一点钱。我缝手套很熟练，我能一边缝手套，一边看书。母亲早出晚归，我和三哥中午放学回家，锅里只有昨晚剩下的一大块饭，我们用锅铲把饭一分为二，各人一块，加一点酱菜，用开水泡泡，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了，就像古时候的范仲淹一样。母亲发工资的时候，我们会用一块钱买一只饼，就是特别的享受了。
年夏天，我考取了南通市最好的中学江苏省南通中学。小学时代，一个金色的梦结束了。
三
江苏省南通中学也是张謇先生于年创办的，曾名“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藏书。进入中学，在我面前展现了一个知识的广阔天地。我贪婪地从图书馆里借各种书来看，大量地阅读各种课外书籍，尤其是数学参考书。我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数学成绩也是班上最好的。
初中时我已经读过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和数学家高斯的传记，我十分崇拜他们，幻想自己将来也能成为一个这样的科学家。当时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过一套“数学小丛书”，有十几本，作者都是吴文俊、姜伯驹等著名的数学家，这些书中的内容大大地超越了中学数学的范畴。我认真地学习这些书以及其他的课外数学参考书，做大量的比中学数学课本难得多的题目，有点类似现在的奥数，有时候，一个题目常常要想几天才能做出来，一旦做出来了，我就无比高兴。
初二的时候，我读了第一本外国古典小说——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我一下子被它迷住了，一直看到半夜两点，一口气把它看完了。当我看到最后：“八年过去了，春天又来了……丽莎在一个偏僻的修道院里，蒙上了修女的面纱。拉夫列茨基也已进入中年，失去了再获得爱情幸福的梦想。当他去拜访丽莎所在的修道院，看到丽莎穿着黑色的道袍在他面前走过，握着念珠的手几乎察觉不出地在颤抖的时候，他们想的是什么？有谁知道呢？世界上，有些情感，有些思想，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我仿佛来到了俄罗斯辽阔的原野上，看到了远处白色的修道院顶上的十字架在闪光。许多年以后，我也翻译出版了屠格涅夫的一些作品，写过研究屠格涅夫创作的论文。
从此，我一边努力学习数理化，一边大量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从《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一直读到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阅读文学书籍大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思想。
在这一段时期，我也开始爱上了外国歌曲。我家有一本《外国民歌二百首》，我把其中的大部分歌曲都学会了，除了小时候常听哥哥姐姐们唱的苏联歌曲《我走向激流的河畔》、《遥远的地方》、《红莓花儿开》以外，我也开始理解和欣赏欧洲的古典歌曲，如舒伯特的《菩提树》，贝多芬的《土拨鼠》，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等。进入高中以后，我进一步开始理解和欣赏古典器乐曲，包括各种小品和大型的交响曲、钢琴协奏曲等。我没有正规的电子管收音机，也没有留声机和电唱机（那些都是很有钱的人家才会有的），但我自己做了一只矿石收音机，用耳机听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一样沉浸在音乐的殿堂里。
记得初二的时候，我们下乡支援夏收。晚上，在打麦场上，班上几个女同学唱着古巴民歌《鸽子》：“当我离开可爱的故乡哈瓦那，你想不到我是多么悲伤。亲爱的，我愿随你一同去远航，像一只鸽子飞翔在你身旁。”夏夜的天空，深邃乌兰，繁星在天上闪烁，仿佛在诉说什么永恒的秘密。听着这歌声，我想起了我看到过的一张歌片，上面印着《鸽子》这首歌，歌片的右下角，一个美丽的姑娘，依偎在一个魁梧的水手身旁。接着我又想像高中毕业以后，我和我所爱慕的那位女同学都考取了外地大城市的大学，我们一起乘轮船离开家乡。南通港码头上，汽笛发出低沉的鸣响，轮船离岸了，我们并肩站在船舷边，向岸上来送行的亲人们挥手告别。虽然告别亲人和家乡，免不了有几分惆怅，但新的生活在前面向我们召唤，那儿有知识的海洋，有更宽阔的天地。于是，由于要过一种新生活的兴奋，就淹没了离别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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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中以后，我与班上两个小个子的同学成了三人好朋友。放学以后，我们经常一起到我家来玩，因为我家离学校比较近，而且是独门独院的，家里没有其他人。我们三个人最大的共同兴趣是数学。我们当时钻研很多课外的数学难题。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都成了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即七七级的大学生。我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班，而他们两个，一个考上了中山大学数学系，另一个考上了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数学系。
我的那个后来考上江苏师院数学系的好朋友，在文化革命中开始钻研围棋，达到了省一级的较高水平，可是由于文化大革命没有许多正规比赛，所以他的围棋水平许多人是不知道的。我听说过他一个精彩的故事：有一次他到南通市工人文化宫去，那儿有几个人在下围棋，其中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曾是原来的南通市围棋冠军。我的好朋友看了一会儿，要求与那位围棋冠军下一盘。那个围棋冠军看看我的好朋友，一点都不认识，就说：“好吧，我让你三个子。”结果两人才各自摆了几个棋子，那位围棋冠军就头上冒汗了。我的好朋友战胜了他。战胜了以后，我的好朋友对他说：“我们再下一盘吧，我让你三个子。”结果，那个年纪已经不小的围棋冠军脸红着，很狼狈的走了。据说，我的这位好朋友还能与几个人同时下盲棋。
我们三个好朋友在读初中的时候，曾经犯过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有一次，我们在校园里发现一辆有四个铁轮子的小推车，我们觉得很好玩，一个人坐在上面，另一个人推着走。有一天上午，刚巧我们有一节课是空课。我们就把那辆小推车推到初中部的教学楼里，在一楼磨砂水泥地的走廊里缓缓走过，轰隆隆的直响，就像坦克开过来一样，把整个教学楼都惊动了，因为别的班都在上课。结果教导主任把我们喊去，狠狠地训斥了我们一番。
我读初中的时候，曾经买了一本《唐诗一百首》和一本《唐宋词一百首》。那是两本普及性的读物，但其中收录的却是唐诗和宋词中精华的精华。我记得我把这两本书看了好多遍，其中的绝大部分诗词都能够背诵。应该说，这些诗词后来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肯定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除了气魄宏大的唐诗以外，在唐宋词中，我最喜欢的是南唐后主李煜的词。“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在心头”。“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后来我在大学里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我才真正理解李煜的词为何吸引古往今来的许多人。当年我也绝对不会想到，许多年以后，我会开着汽车，带着我的研究生去南京南郊祖堂山的南唐二陵（李煜的父亲李璟和祖父李昪的陵墓）参观学习，在刻满李煜和李璟词的碑廊中流连，欣赏李煜的词《虞美人》的碑刻。
年夏天，我初中毕业，考取了本校的高中部。
我读高中的时候，哥哥姐姐们都已在外面工作或读大学，母亲在针织厂上班，放学回家，我常常是一个人在独门独院的家中，所以我很习惯于孤独和独处。
我在读小学的时候，就有相当的动手能力。我做过飞机模型，也自己绕线圈，做过小电动机，后来进工厂以后，我还装过大功率的收音机。高中的时候，我希望将来能像我的哥哥们一样进大学，我希望学习天文学或物理学，做一个天文学家或物理学家。有一次，我在地摊上买到一个直径有15厘米的放大镜，我也借到一本《怎样做天文望远镜》的小册子。于是，我就自己动手做了一架镜筒有1米多长的天文望远镜。我用这架望远镜亲眼看到了月亮上的环形山，木星的四颗卫星和土星的光环，就像当年的伽利略一样。
高二的时候，我甚至还有过一次数学上的小小发现。几何学中，有只用直尺或只用圆规的作图法。我看到参考书上讲到，拿破仑发现过一个“拿破仑作图题”，即只用圆规，在数轴上找到根号2这个点。我就想，根号3、根号4等等能不能也只用圆规在数轴上找到呢？当时我们刚学过数学归纳法，我就用数学归纳法证明了根号n（n为任何自然数）都可以只用圆规在数轴上找到。我把这个问题写成一篇小论文投寄到《数学通报》，但却没有收到回音。
读高中的时候，还有一段经历我印象很深。那时候，南通电影院经常放映一些外国影片，我陆续看过根据法国作家梅里美的小说改编的《塔曼果》，根据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改编的《带阁楼的房子》，根据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小说改编的《三剑客》，以及埃及电影《忠诚》、墨西哥电影《生的权利》等。我认识到（文学作品改编成）电影有它独特的魅力和广大的影响（电影是现在音影网络时代的先声）。我记得，看这些电影的人不多，我常常见到南通中学的老师们在看这些电影。
我有一位初中和高中都同班的好朋友。高二的时候，我们曾合买了一只吉他，当时我们说，如果我们都考上了大学，就把这把吉他摔碎。如果我们其中有一人没考上大学，这把吉他就留给他。我们没有设想，我们都不能上大学该怎样处理这把吉他。我们更没有想到，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就要来临了。我的这位好朋友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与我一样成为77级的大学生。他考上了中山大学数学系，后来去日本，获得一桥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成为日本一家华文报纸的主编。
高二快结束的时候（年6月），正当我们在专心学习，准备明年的高考时，一场巨大的社会风暴刮来，打断了我们的前程。
四
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全国开始了。我们学校当天就停课了。我记得许多同学到学校隔壁的古老的天宁寺（始建于唐代），在体育老师的指挥下，用拔河比赛用的麻绳绑在如来佛像的脖子上，然后喊着口号，把大佛拉倒了。学生们把佛的头用绳子捆住，拖到街上去游行。
年9月，全国各地学生开始“大串联”，乘火车、轮船不要钱，只凭学生证。10月，我第一次到北京，曾经住在天坛临时搭建的棚子里，后来住到北京大学我三哥的一个同学的宿舍里。年初夏，大串联已经停止，但还有余波。我和几个同学又想到北京去。我们先乘轮船来到南京，然后来到浦口的货车编组站。我们找到一只铁皮桶，打了一桶自来水，加上已经买的一书包馒头，爬上一列开往北方的敞篷铁皮货车，就向北方出发了。夜里，火车在山东的山间行驶，我们看着天上的星星，觉得有点冷。天亮以后，货车驶出山区，来到平原上，我们看见一个穿蓝布褂子、长着一双乌黑的大眼睛的农村姑娘赶着一群山羊，在草地上放牧。到了天津，我们被赶下火车。然后，我们买票乘火车来到了北京。后来我们还去过庐山等地。
年，“文化大革命”大串联的余波中，我第二次去北京，当然是希望能够多看看这个古老的首都，那儿有中华文明的许多伟大遗迹。有一次，我一个人去十三陵。回来的路上大概是因为饿了，到了一个车站，我下了车，坐在路边，后来昏倒过去，可是过了一会儿，我又醒过来了，然后又乘公共汽车回到了北京城里。
还有一次，我们几个好朋友去庐山。山上有近代几十年来建造的各种风格的别墅。大串联的时候，学生凭学生证，就可以安排住宿和吃饭。那次庐山最大的庐山饭店已经住满了学生，一位工作人员把我们领到一个别墅里，别墅的后面是一条潺潺流响的小溪。我们就在那个别墅里住了几天，把庐山的著名景点都玩了一遍。
大串联我去了一些地方，但并不是去参加什么文化革命，而是想认识世界，尽可能多地认识我们古老辽阔的中国各地的文化和风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中学里我们这个年级，有一位最勇敢的小伙子，居然一个人到了云南的西双版纳，还在那儿住了下来，当时在我们的同学中间传为美谈。不过他后来还是从西双版纳回来了
我们学校的礼堂舞台上，有一架钢琴。文化大革命中，学校停课了，这架钢琴也没人管理。有一次我偶尔发现，钢琴盖并没有锁。于是，我经常到学校去弹这架钢琴。我没有学过钢琴，但我曾经吹过竖笛，拉过小提琴，弹过吉他，也拉过手风琴，对键盘的原理还是了解的。我在钢琴上弹我会唱的各种中外歌曲，右手弹主旋律，左手胡乱地配着和弦，在青年时代的迷惘中自我陶醉。
文化大革命进行了一年多以后，许多人都参加了各种派别，但也有不少人是“逍遥派”。我起先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有些迷惑，与几个同学组织了一个“鲁迅战斗队”，刻印过几期小报，甚至还曾到南京，参加过省政府门口的学生绝食静坐，结果两天以后昏倒，医院。但不久我就成为一个逍遥派。我读过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第一部《两姐妹》的最后一章，男主人公罗欣对女主人公卡嘉说：“岁月会消逝，战争会结束，革命会沉寂下去，只有一样东西是亘古长存的——那便是你那柔和的、温顺的、亲爱的心。”我把这句话的最后改成“那便是人类创造的知识。”我的心安定下来了，我回到家中，又开始读书学习。
起初，我还抱着我从小就怀抱的做一个科学家的梦想，开始自学高等数学，学完了“微积分”，又继续学“线性代数”，但不久我就开始迷惘，我觉得，在没有老师，没有大学的各种条件的情况下，我的自学也许很难继续推进向前。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考，我决定放弃我的科学家的梦想，改学文学。因为我知道，有许多文学家是靠自学成功的。我曾读过许多俄罗斯文学作品，对这个民族的苦难和人民在苦难中追求光明的精神有一定的了解，我也热爱俄罗斯文学，因此，我把学习努力的方向定为“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
南通是一个文化教育基础很好的城市，张謇先生奠定了近代南通教育和文化的基础，清朝末年南通曾被命名为“文化模范县”。所以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要自学还是有相当条件的。
我仿照托尔斯泰从喀山大学主动退学回来以后的做法，制定了一个庞大的自学计划，开始学习俄语、英语，看各种中外文学、历史、哲学著作。排在第一位的是俄罗斯文学，我学完了俄文版的《俄罗斯文学史》，看了许多俄国文学作品的俄文原著，如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屠格涅夫的《春潮》等。我经常把各种俄文原著与根据俄文翻译的中译本对照着看，细致地学习前辈翻译家的译法。
同时，我还努力学习英语。因为我知道，英语毕竟是世界上最通用的语言。年2月，我家从富贵巷搬到了丁古角36号。这原来是一个地主家的大宅院，我家住在最后一进房子的东半部分，这最后一进房子是个独立的小院子，很安静。这栋房子是明代建筑，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现在，丁古角那片地方拆迁改建成“八仙城”，但这栋房子被整体拆卸后搬迁到附近的玄妙观内，保存下来。
屋子的西半部分住着一位姓季的老先生，他是个世家子弟，知识很丰富，英语也很好，他的父亲曾与鲁迅先生在江南水师学堂同学，后来任国民政府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参赞。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位季先生家中十分拮据，他把保存多年的他的父亲的日记卖给了北京图书馆，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鲁迅先生年轻时在江南水师学堂的记载。小院子门外隔壁还住着一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中学英语老师，我常向他们请教英语的问题。我记得，我向那位英语老师借过一些英语小说的原版书来读，包括美国作家霍桑的《七个尖顶阁的房子》等等。
年深秋，我们中学的6届学生“上山下乡”，去了南通各县的农村和几个农场。我因为身体不好（胃溃疡），经过学校批准，没有下乡。
—年，我没有工作，在一个幽静的院落里，在孤寂中刻苦学习。我自称为“我的大学”（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名叫《我的大学》）。在我每天使用的《俄汉大辞典》的扉页上写着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一句话：Покаестьжизнь,естьисчастье.（有生命的时候，就有幸福），这句话鼓励着我不懈前行。
我曾写过一段散文，记叙我那个时期的生活：
《大河拐弯的地方……》
我想起了遥远的青年时代的初期，想起了我们在河边度过的那些难忘的、梦幻般的夜晚。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渴望热烈地去生活。但是，生活是灰暗的，前途茫茫，命运的道路不知将把我们引向何方。我们只好刻苦地读书，心中燃着一朵不灭的火焰，坚信知识和才能总有一天会有用处，认为没有思想的人无异于行尸走肉。
然而，现实总是现实呵。如果一个人在漆黑的夜晚迷路在茫茫的大森林里，他摸索，他奋斗，跌了一跤又一跤，但总是找不到出路，他能不灰心丧气吗？我们那时的心情，就正是这样。常常地，信念动摇了，思想崩溃了，于是，爱情就成了唯一的避风港。
在那条大河拐弯的地方，一棵枝条依依的柳树下，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夜晚。明净的秋夜，月光如水，四周是那么恬静，你把头靠在我肩上，轻轻地哼着一首古老的英国民歌：“苏格兰蓝铃花，你在哪儿开放？”河水在眼前静静流淌，对岸黝暗的树丛下，清凉的晚风吹熄了最后一盏渔家灯火……
夜深了，河水仿佛也入睡了，我们还坐在河边。我搂着你的肩膀，对你倾诉我热烈奔放的思想。你那双乌黑的眼睛在月光下显得那么深邃，像一片清澈无底的湖水。我看着你的眼睛，忘记了一切烦恼和痛苦。我把你拉到怀里，纵情地吻着你柔软甜蜜的嘴唇，闭上了眼睛……我们就这样忘情地沉浸在梦一般的境界中，直到晚归渔舟的摇橹声把我们惊醒。
我住的大院子里有一位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级的学生，一次在闲谈中，我得知北京的外文旧书店有30卷本的《高尔基全集》卖，一共30元。我设法筹到30元钱，请他从北京把这厚重的30本精装的书带回到南通。如今，这30卷书仍然放在我的书柜里，我打算把它们捐赠给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
我在刻苦地学习了四年的俄罗斯文学以后，我自认为已经大学“毕业”了。为了证明我的能力，我翻译并手抄了一本高尔基写的《回忆录》，还认真地把它装订起来。这是我的第一本书，尽管当时不可能出版。许多年以后，我依据这套《高尔基全集》翻译并在台湾志文出版社出版了《高尔基短篇杰作选》。
我与许多年轻人一样，当然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得到社会的认可。当时，阿尔巴尼亚是中国的好朋友，我在上海的外文书店里买到一本阿尔巴尼亚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的《阿尔巴尼亚文学简史》和一本《阿尔巴尼亚语—英语辞典》（因为这本英文版的书中也夹有一些阿尔巴尼亚文）。据我所知，中国还没有出版过阿尔巴尼亚的文学史。于是我把这本书翻译成了中文。当书稿刚刚完成，中阿关系就恶化了。我没有把它寄给出版社，默默地把它放进了我的抽屉。
年秋天，我到我的母校南通师范第二附属小学当了一年代课教师，后来又到一家文印社工作了半年。年，我进了一家规模很小的南通市无线电元件六厂，当了模具钳工。两年以后，我被调到技术科，负责绘图纸和管理资料。我当时还利用我的数学基础，学会了厂里新买的刚刚出现不久的数控机床——线切割机的编程和操作。我在工厂里还搞过一些技术革新。白天，我在工厂里努力工作，晚上回到家里，我仍旧学习研究我的俄罗斯文学。
我记得夏天的晚上，我们都在院子里纳凉。我总是搬一张小桌子（这张桌子还是南通的广东会馆撤销的时候，我们从那儿搬来的）在后院里，拉一盏电灯，在灯下读书写作。夜深了，蟋蟀在低鸣，人们都睡了，我还在前人留下的精神遗产的世界里遨游。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对我的精神成长有很大的影响。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德国音乐家克里斯朵夫自强不息的一生，描写了他与一个法国诗人的友谊，与一个意大利女子的爱情。罗曼·罗兰在其中寄托了这样的思想：德国的力，与法国的理性，以及意大利的美结合起来，能造就一种完美的人性。我反复地读这本书，克利斯朵夫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我还把书中的精华部分抄录下来，大约有5万字。
年秋天，我为柔石的《秋风歌》中的四行“秋风从西方来了，青天遮起灰淡的云幕。秋风从西方来了，我心荡起辽远的波潮”谱曲，因为它们似乎也表达了我当时的心境。
我有一位中学同学，名叫高慧林。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成了好朋友。他的父亲曾当过之江大学（后来的杭州大学）的文学教授。我们经常一起读书、讨论。他家有一台老式的留声机，也有一些唱片。我最记得，我们特别欣赏根据柴科夫斯基的钢琴套曲《四季·十月》改编的大提琴曲《秋之歌》。
高慧林想做一个作家(后来他成为我们母校南通中学的语文老师)，当时，他模仿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写过一部诗体小说，描写他在江西南康县中学时期的生活和爱情（他的父亲后来在南康中学当老师，他就到江西去了）。受他的影响，我也想要当一个作家。我们讨论过，因为生活阅历不够丰富，哪怕当一个历史小说家也好。中国的历史上，有太多的题材可写。我甚至提出，外国历史的题材也是可以写的。美国作家法斯特不就写过古罗马题材的《斯巴达克思》吗？几年以后，我读大学一年级在完成写作课的作业时，也许是当年我们讨论的回响，我写了一篇外国题材的历史小说《十二月党人在西伯利亚》，写作课老师感到十分惊讶。前不久，我把这篇小说发表在我的新浪博客和我的美篇上。
南通港南边的防波堤，是我经常去玩的地方。记得有一次，台风来了，狂风暴雨之夜，我和年轻气盛的高慧林，为了体验这种狂风暴雨的震撼，我们特地去到那座灯塔旁。风高浪急，江水汹涌奔腾冲向我们。我们紧紧地抓住灯塔的钢架，体验着大自然的狂暴和力量，可能也是因为社会的压抑和沉闷，我们要释放我们内心奔腾的血性和被压抑的力量。
我的好朋友高慧林有一位喜欢唱歌的同学。他的这位同学长得有点像欧洲人，鼻子高高的，眼睛凹陷。他喜欢唱歌，声音很美，属于男高音。我们有时候聚在一起，他会给我们演唱古巴的民歌《西波涅》、《鸽子》等歌曲。他演唱的时候很投入，歌声激扬，我们觉得他唱得很好。可惜当时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谁都进不了大学。后来“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他却并没有去报考大学的音乐系，我觉得有点惋惜。因为我另外有个朋友的女朋友，与我一样，是一个在家里刻苦自学音乐的人。她是上海人，在“破四旧”的时候，用很便宜的价钱买了一架钢琴（当时，钢琴也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所以上海有许多人把家里的钢琴卖了，卖得很便宜），一直坚持练习钢琴。恢复高考以后，她考上了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后来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优秀，留在系里当钢琴老师。因此我想，我的好朋友高慧林的那位同学，如果他当年也去参加高考，报考音乐系，可能会被录取，也许后来也能成为一个专业的音乐工作者。
五
“文化大革命”时期留给我的美好回忆是不多的，但也有一片清澈蔚蓝的湖水，那就是“我的大学”和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当时，我正在家中读“我的大学”（刻苦自学），我已经放弃了做一个科学家的梦想，我努力学习的方向是俄罗斯文学翻译和研究。
年的冬天非常寒冷，但冬天终于过去了，大自然是生生不息的，我住的院子后面的柳树萌出了新芽。有一天，她从我家的后门口走过，我正站在那儿看着柳树的新芽。她停下脚步，望着我。突然，她抱住我，在我的嘴唇上吻了一下，然后就飞快地跑了。
从此以后，我们就开始经常到郊外的田野上去游玩。我们相约的暗号是她在窗台上放一盆花或两盆花，各有不同的含义，我一看就知道了。
南通城不大，但有一条美丽的护城河，名叫濠河。濠河的许多地方很宽阔，岸边长满绿树芳草，河面上不时有船板上站着鱼鹰的小船划过。南通师范学校紧靠着濠河，学校的围墙北面有一条半圆形的长堤。长堤的里面是一个荷花池，长堤外面就是宽阔的濠河。那儿很僻静，没有人来，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我们坐在河边，我给她讲罗曼·罗兰，讲托尔斯泰，讲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讲我的理想。有时候，我们也忘情地接吻，四周静悄悄的，没有人看到我们。
南通港附近的长江边有一条长长的防波堤伸入江中，长堤的尽头有一座灯塔，那儿也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南通港附近的江面非常宽，看不到对岸，就象大海一样。坐在灯塔的下面，面对浩瀚的大江，心胸无比开阔，使人浮想联翩。读中学的时候，我就常常幻想我将来考上大学，乘着轮船离开故乡到大城市的大学里去学习，将来做一个科学家。我对她讲我的幻想，也曾在那儿对她讲冰心，讲冰心去国远游留学的故事，讲冰心《往事》开头的那首诗：
她是翩翩的乳燕，
横海飘游，
月明风紧，
不敢停留——
在她频频回顾的飞翔里
总带着乡愁！
讲冰心的散文里描写海边灯塔的画面。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非常喜欢冰心的散文，包括《往事》、《南归》、《寄小读者》等。
有一次，我们去马鞍山（南通的长江边有五座小山，最大的是狼山，唐代诗人骆宾王的墓就在山腰，马鞍山是第四座山）的一个临江的山坳里玩。那个山坳在江水退潮的时候可以走进去，但江水涨潮的时候就出不来了，因为后面是悬崖。我们在忘情中没有注意到江水上涨了，我们已经无法离开那个山坳。我们干脆就继续忘情地等，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江水渐渐退潮，我们才离开了那个山坳。
她是一个热情大胆的女子。我在院子后面的井边打水，她会突然跑过来，捧住我的头，疯狂地吻我，然后又一溜烟地跑了……
那段时候，我在一家文印社临时工作过半年，刻写油印蜡纸。我工作的地方就在我家所在的巷口，一间临街的房子。我坐在窗边工作，她有时从巷口走过，我们能够相互看到。有一次，她对我说：“我要能变成一个小人，可以放到你的口袋里，你上班的时候我也能跟你在一起，那该多好。”
我们还有一个独特的约会地点，就是我住的大院附近的一座楼房的楼顶平台。那是一座六层楼，临着城里的主干道。一楼是商店，二楼以上是住户。住户都从楼房后面的楼梯进出。楼顶平台是给住户们晾晒衣服的，但实际上住户们都不上去晾衣服，因此那儿总是没有人的。我偶尔发现了这个地方，当约会的时间较短的时候，我们就到那儿去。
我们站在楼顶平台上，可以看到城里很远的地方，因此我们设想，城里很远的地方的人也能看到我们。有时候，当我抱住她，她会轻轻地笑着，假装惊慌地说：“全南通城的人都在看着我们！”同时却又紧紧地抱住我，闭上眼睛与我亲吻。
通吕运河是从南通的长江边一直通往东海边吕四港的大运河。靠近长江的地方，运河上分别有一个水闸和一个船闸，名叫节制闸，因此运河中间就有一条长长的分水岛，岛的一边是船舶的通道，另一边是运河的主道。从横跨运河的船闸上面可以通过阶梯下到这个岛上。岛上没有住家，也没有农田，因此很少有人。这是我们经常去的地方，那儿可以看到茫茫的大江，还有来来往往的船只。
尽管“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空气是沉闷压抑的，尽管我当一个文学翻译家的梦想遥远而又渺茫，但青春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种快乐。我们在一起游玩的时候，完全忘记了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我们望着辽阔的大江，快乐地交谈。她给我讲她童年的故事，我对她讲俄罗斯的文学和西方的文学。我们有时也像孩子一样，把石子扔到江里“打水漂”，看谁漂得远。当然，我们也忘情地接吻，以为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虽然在周围的人世俗的眼睛里，我只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待业青年”，但我自己不是这样认为的，我认为我是一个正在刻苦读“我的大学”的大学生。我所爱的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她赞同我所说的“相信未来”，相信我的能力和才华将来一定能得到发挥。
年，我在刻苦自学了4年的俄罗斯文学以后，我自认为已经“大学毕业”了。为了证明我的能力，我从我买的一套30卷本的《高尔基全集》（俄文版）中选了几篇，翻译并手抄了一本高尔基的《回忆录》，大约有20万字，作为我的“毕业作品”。有一次，她翻阅着我已经译好的几十页书稿，笑吟吟地对我说：“造海船啊！”
她曾送给我一张她的照片，那是一张放大到9寸的照片，用压有精美花纹和印有照相馆名字的厚纸板衬托着。这在当时是一种珍贵的照片。大概是因為摄影室里的灯光太强烈，照片上，她那双平时睁得大大的眼睛有点收敛，洋溢着温暖的笑意……我把它藏在我的书夹里，经常拿出来欣赏。但我知道这是她最珍爱的照片，后来我又还给了她。所以我没有她的照片，只在脑海里留有她的倩影，始终不能忘怀。
六
年的时候，“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们隐约感觉到了社会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当时我写过一首诗《昨夜我们在街上偶然相遇》：
昨夜我们在街上偶然相遇
昨夜我们在街上偶然相遇，
脉脉含情的一瞥勾起了我的回忆。
虽然我们分手已经多年，
但每逢在人群中看见你，
总还禁不住一阵心跳，
一如我们河边相约的往昔。
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
尽管道路曲折，充满艰辛，
但我们却相信未来，
勇敢地迎着生活前进。
我们曾一同游玩，度过甜蜜的时光，
那些幸福的回忆，使我难以相忘。
记得我们分手话别，
西风正吹落最初的黄叶。
那以后过去了多少日月，
记忆也复上了年岁的轻尘。
春风几度吹绿了郊外的田野，
我们都体味了不少生活的苦甜。
别以为平庸的生活早已磨灭了我的理想，
不，我仍保有一颗鹰隼的心，渴望高高飞翔！
只不过流逝的岁月使人更加成熟，
我把浪漫的理想化成了踏实的工作。
像一个辛劳的农人，我真诚地相信，
汗水不会白流，耕耘总有收获。
昨夜我们在街上偶然相遇，
脉脉含情的一瞥勾起了我的回忆。
虽然为了生活，我们已劳燕分飞，
但往日的光明还余晖隐约。
谁喝过一杯生活的浓酒，
它的醇香就常留心头。
．5．15
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不久就传来要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开始复习高中的功课。年底恢复高考，当时已经有十二年没有高考，因此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是往常的近10倍，最后的录取率是4.8%。我录取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新闻班。
高考报名的时候，我把我的一本翻译书稿《海燕之翼》（未完成稿，之所以未完成，是因为纷纷扰扰的生活打断了一个青年的沉思和梦想）作为我能力的证明材料，与报名表一同交了上去。据参与录取工作的新华日报的一位老师后来对我说，除了高考分数以外，这本书稿对我的录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年的高考，由于报名的人数太多，因此，江苏省是分初试和复试的。我所在的那个小工厂，我记得有20多个人报名参加初试，结果只有两个人通过了初试。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她的母亲也是广东潮州人，也姓许。她是一个应届高中毕业生，刚刚分配到我们工厂。结果，她录取了江苏师范学院外语系，我录取了南京师范学院新闻专业。我的这位远房表妹，原来我也不认识她，她进到我们工厂以后，我才认了她。她很聪明伶俐，后来也读了研究生，嫁了一个优秀的丈夫。后来她和丈夫在香港一所大学工作和生活。
七
南京师范学院的校园是原来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中国古代宫殿式的建筑，外中内西，飞檐画栋，十分美丽。
人生开始了新的阶段。我们班40个人，有像我这样老三届已经30岁左右的人，也有刚刚中学毕业的19岁的同学。在学习大学各门课程的同时，我仍然继续我的俄罗斯文学的学习，但学习条件好多了。在本校和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我能借到很多俄国文学方面的书和杂志。
进入大学以后不久，研究生招生制度也恢复了。我的三哥就是恢复研究生招生制度以后的第一届研究生。当时我曾十分动心，要不要去报考俄罗斯文学专业的研究生。那时候没有大学学历也可以考硕士研究生。但是，我的那位想当一个作家的好朋友高慧林对我的影响很深：就是将来最好能做一个作家。我学的是新闻专业，毕业以后将要到报社去当记者，这个职业是最有利于成长为一个作家的。所以思考再三，我还是放弃了报考俄罗斯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打算。可是人生是很复杂的，四年以后大学毕业，结果我却并没有去新闻单位工作，还是留在大学当了外国文学专业的老师。如果我当时考了研究生，也许录取了我打算报考的华东师范大学，那我后来的人生将会是怎样的？人生是不好假设的。
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文化大革命”前，中国翻译过不少外国的著名电影，但“文化大革命”中这些影片都被锁在仓库里。改革开放以后，起初还比较谨慎，在文学系的大学生中开始放映这些电影。因此，有一段时期，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我们中文系的学生都能领到一张电影票，到山西路的和平电影院去看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记得我们看过《欧也妮·葛朗台》、《红与黑》、《简·爱》等许多外国名著改编的电影，其他系科的学生都非常羡慕我们。
大三的时候，有一次学校举行大合唱比赛，各个系科各显神通。我们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们经过讨论，一致决定排演中国著名的古曲改编的大合唱《阳关三叠》：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那古朴苍凉的曲调，深厚动人的歌词，立刻压倒群芳。评委们一致把我们中文系的合唱评为第一名。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深厚，哪是后来的一些东西能够轻易比得上的呢？
我当时想，也许只有贝多芬的《欢乐颂》能够与《阳关三叠》相比。若干年以后，南京师范大学泰州学院也举行大合唱比赛，我当时担任中文系主任，在我的主张下，我们中文系排演了《欢乐颂》：
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光芒照大地。我们心中充满热情，来到你的圣殿里！你的力量能使人们消除一切分歧，在你光辉照耀下面，人们团结成兄弟！
我让在南京的女儿专门到一个小商品市场去，定制了几十只手持的电蜡烛，负责这次大合唱的老师又在泰州采购了一批美丽的苏格兰花格裙。在一位音乐系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的合唱排练得很成功，演出的效果也很好。每个演唱者右手上都托着一只电蜡烛，烛光摇曳，我们的歌声纯洁美好，充满热情，最后我们的节目获得了一等奖。
年恢复研究生招生，我的三哥考上了他母校南京林学院的硕士生（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去工作了十年）。他到南京来参加复试以后回贵州去，我到火车站去送他。我们站在火车站对面的玄武湖畔，我想起了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后来，他任上海家具研究所所长，成为家具理论和家具史方面的专家。
年11月，我读大三的时候，武汉的《芳草》月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译作《告别德利尔——托尔斯泰晚年的一段故事》，我收到80元稿费（当时一个青年工人的月薪是34元）。为了庆贺，我用稿费买了20斤螃蟹，每斤8角钱，用一只煤油炉蒸熟了，在寝室里8个同学吃了个痛快。我还用稿费（5块钱）给3岁的女儿买了一个能冒烟、能鸣汽笛、遇到障碍物会拐弯的小火车，她玩得高兴极了。
我记得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到玄武湖去赏月，很晚才回来。学校大门已经关了，我们就在后门边围墙比较矮的地方翻墙进来了。有些同学周末看电影回来晚了，也翻围墙进校园。后来，有一次校长在大会上讲：“我们的同学都会翻围墙，不仅男同学会翻，女同学也会翻。”
年，大四的时候，我曾在新华日报工商处实习，采访过一些工厂和建筑企业，发表过一些新闻报道。
年2月，我大学毕业了。由于我在外国文学方面已有一些专长，系里要我留校当老师，我也觉得，我的性格和爱好，也许更适合校园书斋的生活。于是，毕业分配我就留校了。
（上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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